网络空间的国际规范

    据联合早报网报道，近期，荷兰举办了2015年网络空间全球会议（Global Conference on Cyberspace 2015），出席的有近2000名政府官员、学者、行业代表和其他人士。这次“多方利益相关者”会议，是制定规范，避免网络冲突的最新努力。

人们现在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可以被利用来造成破坏。不少观察家认为，此前伊朗核设施的离心器在一次袭击中被损坏，正是美国和以色列政府所为。也有人说，伊朗政府的一次袭击，摧毁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数以千计的电脑。俄国被指对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发动阻断服务攻击。另外，去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指责朝鲜政府对索尼影业进行攻击。

直到最近，网络安全还是一小撮电脑专家的专属领域。20世纪70年代互联网创建时，网络成员组成了一个虚拟社区；社区里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他们共同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系统，几乎没有考虑安全问题。

之后，1990年代初万维网（World Wide Web）诞生了，用户从当时的数百万迅速发展到如今的逾30亿。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互联网已成为全球经济和治理的基础。接下来10年，用户将再增加数十亿人，另外还有成百上千亿从恒温器到工业控制系统的设备（“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这种新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带来的漏洞。与此同时，这一切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我们还在学习了解。网络领域的战略研究，与1950年代的核战略极为相似：分析员并不十分清楚进攻、防守、威慑、升级、规范和军控的涵义。

“网络战”一词的意义非常广泛，包括简单的刺探、网站篡改，和切断服务、谍报活动及破坏等行为。这反映了“战”这个词的词典定义，包括“阻止或击败危险或邪恶事物”的一切努力。（如“反毒战”）。

网络战更有用的定义，是网络空间内任何强化或效果相当于严重实际暴力的敌对行为。只有国家政治领袖，才能够决定某项行动是否符合这个定义。

国家安全面对的主要有四类网络威胁，它们有不同的时间范围，（原则上）也有不同的应对之策：主要与国家相关的网络战和经济间谍活动；主要与非国家组织相关的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目前，造成最大损失的当属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犯罪，但另外两类可能会在未来10年，形成比今天更大的威胁。此外，联盟和战术的变化可能导致不同类别日趋重叠。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竞争限制了美国和苏联的合作，但双方对于核破坏性的认识，促使他们制定了避免军事对抗的粗略行为准则。这些基本的维持审慎态度的原则，包括不直接交战、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和莫斯科－华盛顿热线等危机沟通机制，及签署“事故评估”和“海上事故”协议。

首份正式的军控协议，是1963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它主要被视为一份环保条约。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是第二份主要协议，限制核武器扩散是其主要目的。因为上述两份协议都涉及自然界或第三方，美苏均将它们视为正和博弈。

同样的，保护网络安全的早期国际合作，最有希望解决由犯罪份子和恐怖份子等第三方造成的问题。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寻求签署由联合国监管互联网的条约。中俄的“信息安全”观点，因为可能让独裁政府的审查制度合法化，而不被民主政府所接受，但我们或许可以确认和打击随处可见的违法行为。限制所有入侵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从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开始。主要国家可以同意就搜证和控制展开合作，减少破坏程度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

历史类比往往有其缺点。显然，网络技术与核技术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非政府组织可以轻易地利用网络技术这点上。

尽管如此，一些机构，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机构，已经对互联网的基本功能进行监管。美国明智地计划加强非政府机构“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ICANN）的力量，授权它对互联网“地址簿”进行管理。此外还有欧洲理事会的2001年网络犯罪公约，由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协调各国警方的合作。同时，联合国的一个政府专家团也在分析国际法和网络安全的关系。

要在争议性课题上——例如为了取得谍报或准备作战而进行的网络入侵达成协议，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尽管如此，短期内无法想象达成全面网络军控协议，不应该对现在在某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造成阻碍。国际规范的发展一般是个缓慢的过程，制定核技术规范便用了20年时间。最近荷兰会议最重要的信息，是大规模网络脆弱性已接近临界点。(Joseph S. Nye)

(责编：李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