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刊词】
历史，可以是帝王将相的千军万马故事，也可以是人群大海的潮起潮落。所有历史，都必须归结于历史的核心动力——人。一个人的故事，也许就是一部特殊的历史。
在中国和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上，许许多多的人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们的日常点滴都逐渐汇入历史的涓涓细流，溪流江河，终归大海。
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都有属于自己才能看到的那一片风景，都有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的那个内心的世界。中国——希腊，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已经在历史的大轴上存在了数千年，当代历史中的每一个生活和工作在这两个国家的人，在数千年的历史分母上，都是这两个东西方文明古国的赤子婴孩。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中希两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做出过贡献的人们，都把自己的百年之身和这两个国家的千载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也许是外交官，也许是商人，也许是翻译，也许是中文和希腊语的老师，也许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把生命中最为珍贵的时间贡献给了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他们肉身的生命因为和这样古老而常新、厚重鲜活的历史相连，因而获得了大理石的永恒质地。
我们一同邀请他们讲述他们和希腊的生命故事，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生命故事酿制的精神盛宴。
——希腊《中希时报》【希中网】
我和希腊的生命故事（一）
北京的秋天很美，除了有雾霾的日子，天是蓝的，有时有点点白云，偶尔有几只鸟儿在眼前飞过。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人们纷纷前往郊外去欣赏红叶。这是北京美丽秋景之一。
我坐在窗前，阳光明媚，望着片片落下的树叶。就是这些树叶，春天我看到它们在树枝上吐芽，发绿，长大，现在看它们到落下，它们的生命结束了。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生命是什么？我想到了希腊伟大的作家尼克斯?卡赞扎基斯在《苦思》中的一段话：“我们来自一个黑暗的深渊，我们走向一个黑暗的深渊。光明的时段，我们称之为生命。”
一片树叶落下，死亡了，但是树还在，还继续生存下去，还会有新树叶长出。树叶的生命来自树，如果树死亡了，树叶也彻底死亡。那么，人的生命呢？
人从生到死，“光明时段”的生命，是自然生命。我觉得人还有另外的生命。人为了生计，要从从事一种职业，我们通常称之为“职业生涯”，是职业生命。当你退休后，你的职业生命就结束了。
李成贵先生在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位于克里特岛的墓前留影
2016年9月25日，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举办了一次希腊珍贵图书展。在开幕式上，希腊著名语言学家、雅典大学原校长乔治·巴比尼奥蒂斯先生做了题为《希腊语言：西方思维的指南》讲演。其中提到“人的语言，不在人的主要特权和大脑之外，而是在人生存的外部和内部世单独存在，是交流的需要”。
于是我顿悟到，人的生命中还有语言生命。从大范围讲，一种语言也有生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将在未来200年灭绝。平均每2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
从小范围说，一个人的语言生命和自然生命相关而不完全一致。你的母语生命和自然生命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外语工作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曾经用俄语访问了东欧许多国家，当时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后来，不使用来了。渐渐地遗忘了，我的俄语生命也就结束了。
李成贵先生在卡赞扎基研讨会上与希腊作家交流
希腊语是我的第二外语，我对自己有了这个第二生命而自豪，因为希腊语跟我的母语汉语一样，历史悠久，有强大的生命力。乔治·巴比尼奥蒂斯先生说：“同样的人—希腊人，在同一地理空间—希腊，40世纪以来不间断地说和写—用同一文字（从公元前8世纪）和用相同的拼写（从公元前400年）同一种语言—希腊语。”
套用同样的话：50世纪以来，同样的中国人在同一地理空间—中国，说和写同一种语言—中文（汉语）。我恰恰使用这两种生命力都很强大的语言，服务于上至国家高层领导人下至一般工人农民，把许多文学作品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从中文翻译成希腊文，使讲希腊语的人物讲汉语，使讲汉语的人物讲希腊语。
从工作到生活，从口译到笔译，从说话到思索，我已经离不开希腊语了，我的希腊语言生命已经过去了52年。还将伴随我度过自然生命的余年。
李成贵先生与卡赞扎基市长（左一）等在作家的博物馆合影
多年来，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第一次接触我的人，总要问：“你怎么会学希腊语呢？”尤其在那个年代，希腊人见到中国人说希腊语很新奇，更要问这个问题。
前不久我接触到一位神学家，他问我：“你相信上帝吗？”我没有直接回答。我是一个有5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一直是无神论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尤其到了我这个年龄，我开始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无形中对人生起作用。
现在有一个新发现，叫做暗物质。尼克斯?卡赞扎基斯通过佐尔巴斯的嘴说过这样一段话：“主站得越高，束缚我们的绳索就越长，我们就在更宽敞的场院里蹦跳玩耍，直到死也没有发现绳索的头。于是我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我国500多年前吴承恩先生在经典小说《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他跟如来佛较量，在如来佛手掌上翻了无数个筋斗，以为到了天边，最后还是在如来佛的手心里，如来佛一反掌，把他压在了五指山下。
无形的力量也好，绳索也好，如来佛的手心也好，都说的是一个道理：人的生命旅程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早就给你定了好了，无论你怎么折腾，最后还是逃不过早已给你定好的轨道，只不过你并不真真切切知道而已。还以为是自己选择的呢。
1964年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希腊历史和文学系的5名中国留学生和他们的教授。后排左数第二人为本文作者。
我学希腊语是做梦都没有想过的。我出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农村，很小，一般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家里很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5岁丧父，母亲带走四个孩子艰难度日。就在我们绝望之时，1948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进驻我们村，我们分得了房子和地。那年我9岁，也上了小学。免费。
就这样，是共产党和新中国救了像我们一样的千千万万穷人，也使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走进来了校门。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基本没有花多少钱，尤其到大学后享受助学金。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的是俄罗斯语言，当时学什么是国家规定的。那时流行的口号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1964年临毕业时，校领导找我谈话，说我不能毕业，有任务。
那个年代中国在国际上是孤立的，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仅有45个（现在已经174个了）。国家领导人当时认识到，这种孤立总要打破，和我们建外交的国家会越来越多。需要提早培养一大批外事工作人员，尤其懂外语（特别是小语种）的人才。
1965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时，看望留阿全体留学生，前排左数第一人为本文作者。
于是国家实施了一个大计划：决定选派高中毕业生向能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国家学习各种语言。当时中国还没有自费留学这一说，中学生的外语仅限于俄语和英语，一般水平很低。所以，必须由外国语专业的大学生毕业生带领，基本上一个大学生带5至10名高中生。
我们那批有500多学生。到许多国家留学，费用国家全包，包括衣服、箱子等等都是国家给置办的。我被分配带领一批高中生前往朝鲜，去学习朝鲜语。从基础训练到最后置装，全部按到朝鲜生活标准准备的。
就在结束集训准备出发时，发生了一点小事故。当时学习希腊语不能到希腊，因为中国和希腊没有外交关系，不接纳中国留学生。只好到阿尔巴尼亚。当时派往阿尔巴尼亚是55名学生，50人学阿尔巴尼亚语，5人学希腊语。
在这5人中，一个男生对另一个女生有爱慕之情，而这个女生不同意。这位女生跟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领导怕在国外出什么变故，就把我从去朝鲜换到了去阿尔巴尼亚，那个男生去了朝鲜。就这样我按组织要求到了阿尔巴尼亚去学习希腊语。结果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希腊历史语言系度过4年留学生活，从此和希腊语结成了缘。
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希腊语干部，分别在当时的苏联莫斯科（主要学习古希腊语）、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学习。共计18人。分别在不同岗位使用希腊语为祖国工作。
多年过去了，现在全部退休了，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有的疾病缠身，还用希腊语工作的已经寥寥无几了。这就是自然规律。我们这一代希腊语人要离去，年轻的希腊语人才要上来。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没有希腊语人才。两国伟大文明古国要交往下去，中国就要不断培养希腊语人才。
作者简介
李成贵，希腊文学者-翻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1964年被国家派往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希腊历史语言文学系学习。1979年被派往希腊雅典，任新华社雅典分社、首席记者。1993年回国，在新华社国际部担任国际新闻编辑。1996年从新华社退休，坚持做中国希腊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和欧洲高级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李先生酷爱希腊文明和希腊文学，大学毕业后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希腊文学作品。作为记者，他在各种杂志、报刊上发表大量介绍希腊文化的文章和专著。其中比较有名的著作是《维纳斯面面观》，《我眼中的希腊人和希腊神》等。
主要文学翻译中品有：
扬尼斯·马里斯的《圣山历险》
尼克斯·卡赞扎基斯的《佐尔巴斯》，《中国纪行》，《苦思》，《戏剧选》，《上帝的小穷人》（又译《贫民上帝》）
赫里斯托斯·扎洛克斯塔斯的《苏格拉底》
柏拉图的《理想国》
科斯塔斯·塔黑西斯的《第三花环》
维奈基斯·伊利亚斯的《海鸥》和《我母亲的罪》
卡尔卡维查斯·安德莱亚斯的《海》
帕拉马斯·科斯塔斯的《英雄之死》等等
李成贵曾在中国、希腊和澳大利亚多次演讲，介绍希腊文明和文学。因翻译尼克斯·卡赞扎基斯作品而获得希腊克里特地方政府授予的特别奖，卡赞扎基斯博物馆收藏了李先生的《佐尔巴斯》翻译手稿。希腊政府还为李先生在中国传播希腊文化授予奖项。（作者：李成贵）
责编：郭妍汐、康凯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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