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7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很早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名字叫做南斯拉夫,它的首都是贝尔格莱德。”
这是塞尔维亚天才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在其电影《地下》(Underground)开篇道出的一句话。
这是1995年的法国巴黎,优雅而清冷。1926年,来自美利坚的海明威孤独地坐在这个城市的咖啡馆里,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在这部小说中,他将自己以及同自己一样在战争后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放逐在欧巴罗大陆上,也放逐在自己的文字里。1975年,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离开被苏联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到法国,在这里,他写出了寄托他对故国爱恨交织回忆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93、1994年,已经定居巴黎的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用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拍摄出《红》、《白》、《蓝》,诠释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够成生命整体重要的情感因素。
1995年,又一个长发蓬面的流浪汉穿过硝烟弥漫的故园,在这里完成了他美丽而荒诞、狂热而忧伤,却又无时不充满思辨的杰作。这一年,库斯图里卡和他的电影《地下》名动世界。
库斯图里卡1954年11月24日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不论是1945年成立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还是1963年更名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个位于巴尔干半岛、由数个弱小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有着让大半个地球胆战心惊的名字——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拥有“七条国界、六个共和国、五个民族、四种语言、三种宗教、二种文字、一个国家”,可见其复杂与丰富。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南斯拉夫成为东方和西方冷战时期的缓冲地带,这令它的国际价值陡增。
然而,不幸的是,1980年5月4日,南斯拉夫铁腕人物、总统铁托逝世,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的做法,六个共和国各自为政,开始了它的支离破碎的残缺时代。从南斯拉夫王朝时期便埋藏下来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种族矛盾,以及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令联邦日渐分崩离析,南斯拉夫迅速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退步为欧洲最为贫穷国家之一。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通货膨胀最高时达2400%,社会事件此起彼伏,激进的革命气氛、轻浮的民粹情绪笼罩巴尔干半岛。1988年开始,米库利奇政府已经风雨飘摇。20世纪90年代初,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2003年,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国家正式宣告成立,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南斯拉夫从此不复存在。据不完全统计,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难以计数的人致伤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库斯图里卡短暂的童年在南斯拉夫度过,这是他成长中温馨的时光。少年时库斯图里卡喜欢到萨拉热窝的郊区踢足球,他结识了一些市郊少年。因为怕他受到不良影响,他的父母决定把他送到国外去学习,以切断他与那些所谓不良少年的关系。库斯图里卡有一个姑母生活在布拉格,于是他的父母就把库斯图里卡送到布拉格上大学。在布拉格时期,库斯图里卡大量接触老电影,这些俄罗斯、法国、捷克、意大利和美国的影片对他后来的电影风格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库斯图里卡影响最大的,是费里尼和塔可夫斯基。然而,费里尼后期作品的枯涩隐晦,在库斯图里卡的镜头下,却是世俗的清醒和清醒的迷醉。塔可夫斯基的不能行乐的苦难,则化作了库斯图里卡的戏谑与嘲讽,他的含泪的幽默、忧伤的狂野所呈现出的文明寓言和政治史诗。
在这种意义上,库斯图里卡的作品堪称伟大。
去国未久,国已不存,“南斯拉夫”这个名字成为库斯图里卡永远的伤痛。《地下》讲述的,便是在巴尔干上空绵延近半个世纪的无数个库斯图里卡们丧家与亡国的切肤之痛。
《地下》由库斯图里卡编剧并导演,表达了最为鲜明的库斯图里卡风格。电影的场景从20世纪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九十年代的波黑战争,五十余年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在库斯图里卡的叙事中具有史诗的气质,结构具有鲜明的小说特色,一个故事刺破另一个故事,一道峰峦遮蔽另一道峰峦,一个机巧打开另一个机巧,其中的铺陈与悬念的设置至为精巧,高潮迭起,尽见智慧。
影片大量地使用了“三”这个具有韵味的数字。全片清晰地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为“战争”“冷战”“战争”,呈现出一种回旋的体式,且在回旋中又有着大幅度的递进,三个部分的过渡使用的是相应历史画面的原景重现。
影片采用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三个主人公——知识分子和投机商马高,兼职电工、钳工的小黑,马高和小黑共同的爱人娜塔莉娅——传奇般的人生展现了导演对南斯拉夫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理解与复杂情感,极好地影射了南斯拉夫的整个当代史,对南斯拉夫人面临的回忆困境做了鞭辟入里的演绎。
责编：董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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