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7国“练摊”15年：还是中国最有人情味

他摆摊15年，在7国20多个城市卖鱼皮耳环手链，每天住着100元的旅店，喜欢吃意粉，外加一份西兰花和一杯啤酒，空闲的时候，还喜欢到酒吧喝上一杯。

“不要以为摆摊是低等工作，我们做小贩有很多人没有的自由和乐趣。”来自巴西的约翰说，他希望所有的小贩像他一样，不在乎他人眼光，“Sell for fun，享受生活。”

广州人喜欢货比三家，生意难做

如无意外，约翰一般早上9点起床，10点半吃个早午餐，然后背上黑色背包，提着装有鱼皮耳环和手链的小箱子出发。最近两个月的目的地是岗顶电脑城对面的木栈道，因为“城管巡逻较少，人流适中，小白领居多，还有两棵可以遮阳挡雨的大榕树，是摆摊的绝佳地点。”

10点半坐上B4公交车，约翰打了个电话，用蹩脚的中文问了句：“情况好吗？”得到回答后，约翰挂了电话。25分钟到达岗顶，木栈道上已经有两名小贩摆好了摊，一名是卖自拍神器的男子，另一名女子的脚下摆着各种表，包上贴着白纸，黑字是“走私名表”。看到女子，约翰走上前打招呼，女子微微回应，给约翰挪了挪位子。

广州的夏天晴阴不定，又湿又热，11点的阳光已经毒辣。在木板梯上坐了两个多小时，只有三个女孩停下脚步看约翰的耳环和手链，得知耳环50元一对，手链20元一条，都摇头离开。到当日下午两点，约翰并未卖出任何东西。

“你就降几块钱嘛，这样她们就会买。”卖手表的罗女士分析，多数人喜欢小便宜，降低一两元可能就有交易。但约翰不愿降价，这些耳环的原料是巴西骨舌鱼鱼皮，手链则是自己编织的幸运手链，“都是手工做的，做耳环的鱼皮还是巴西特有的，鱼皮要先洗干净，晒干，然后裁剪和染色，是母亲一步步制作的，算上运费，成本不低。”

四月底到五月中，正值澳门展会高峰期，约翰去了趟澳门，蹭了个朋友的展位摆摊。展会上，原本50元的耳环卖到150元一对，20元的巴西幸运手链也叫价50—100元，三天时间，约翰赚了近一万元。一个月下来，收入比在广州摆摊半年还多。

曾在多地摆摊，约翰对各地的消费者有一定的了解，“参加展会的都是生意人，有钱，不会杀价。广州消费者很理性，喜欢货比三家，好多女生很喜欢鱼皮耳环，但都要四处逛了一圈最后才回来买。相比之下，泰国人最容易心血来潮，不经思考地买，然后又来换;韩国的消费者最大方，只要喜欢就会立刻买，很多女孩子有选择恐惧症，会多买几对;日本呢，只要有男孩子在，一般都会给女孩子买。”

“广州人太喜欢对比价格了，生意难做。”约翰感叹，与罗女士聊得起劲，他往左边望了下，突然警惕地合上箱盖，抱起箱子欲转身跑，动作太快太急，碰到他中午买的冰红茶，茶洒了一地。

“吓死我了，没事啦，那是吃饭回来的银行保安，不是城管。”罗女士往约翰张望的方向看多了几眼，抱怨约翰草木皆兵。

“Sorry，sorry，那衣服太像了。”约翰眨眼吐舌，保安的制服和城管太像，时常让他分不清楚，一看到下意识就会想跑。

东京每个月给黑社会交300美元保护费

做小贩就是要时刻保持警惕，这是约翰的生存经验之一。“能躲则躲，省点事。”

摆摊15年，约翰总结经验，一定要和当地负责社区的人打好关系。“中国的城管很辛苦，要理解他们，其实和他们聊聊，很容易成为朋友。”在约翰看来，中国城管比日本和韩国的来得亲切，从来没有人为难他。每次看到城管来巡逻，他会拿出烟给对方来一根，三四次之后，城管就把他当成了朋友。

约翰曾与广州北京路一名城管成为朋友，对方每次出来巡逻前会给他打电话，要么喊他迟点再摆，要么喊他到巷尾吸烟聊天。因此，即便自己不吸烟，约翰总会随身带包烟。有次约翰一个多星期没去摆摊，对方还给他电话问候，“你是不是生病了？”一个电话就让约翰感到温暖。

在日本东京，收钱的是社区里的黑社会。“每个月交300美元，黑社会就会保护我们的安全，那时生意好，一个月能赚1000美元。”

韩国的警察很有礼貌，“但他们面无表情，很冷淡，根本不会问你为什么做小贩，今天生意好吗？有一种疏离感。”

当然，约翰也不是没有进过警察局。上海世博会期间，他与一群卖纪念品的小贩被带进警察局，罚款2000元，约翰拿出身上仅有的20元，指着货说，“没钱，全身只有20元。要不你们把货拿走吧？”警察们不可思议地看着他，问道，“又不赚钱，你还卖什么！”最后还是无奈地把约翰和他的货物一起放了。

“我坐在他们办公室里，他们给我水喝，还一起聊天。有个警察还给我看他孩子的相片。”约翰感觉，城管抓小贩，是工作职责，并无恶意。

(责编：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