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5 17:01:26|来源:海外网|字号:
国际笔会方面没有任何人采访过傅高义。欧蕾珊仅仅与梅英东有过简短的邮件往来,没有做正式采访。我们是少数在中国出版过书籍的作者中的三位,而且我们都仔细审读过我们的中文版本,参加了在中国的巡回售书活动,并且与西方媒体讨论过这个话题。国际笔会的报告多次提及我们的名字,因此,正式采访我们也应是恰当之举。
尽管如此,我仍要强调,国际笔会的报告在整体上是非常出色的,详尽而富于细节,并且避免了很多其他媒体对此非黑即白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国际笔会采访了很多中国作家、异议人士、编辑,并且引用了他们的观点。欧蕾珊应得好评,这个报告也为任何想在中国出书的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报告指出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一位作者仅仅签署出版中文版书籍的合同,而没有掌控整个过程,他的书可能在未经本人允许的情况下遭到删改。国际笔会的报告建议,外国作者们应该与可靠的出版社合作,单独聘请翻译审读译本,并且尽量与出版社谈判,避免删改。
整体上说,外国“中国通”们与那些签了中文版合同就不再跟进的外国作者是有区别的。外国媒体的报道绝少对两者加以区分——实际上,多数批评指向那些“中国通”作者们,而那些放手不管的作者们则被描绘成审查官的无辜受害者。有必要指出,多数在中国出书的“中国通”们是出于原则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媒体报道经常称之为妥协,甚至是自我弱化价值观,而国际笔会的报告对此略有平衡,从该报告中的一些小标题可见一斑:“权衡之选:接受审查的作家们”、“立场坚定:拒绝审查的作家们”。
我想,我算是“接受了审查”的作家,但我认为我在中国出书有更正面的意义:我坚信教育和传播信息的重要性。我在中国做过教师和记者,这些经验让我坚信一件事:如果没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就不应该刻意拒绝与人分享那些可能有用的信息和想法。尽管他们的非民选、持高压政策的政府可能会审查其他信息,但这并不构成充足的理由。
我对此的感受尤其强烈,因为我亲身体会了这一点:许多中国人即使在重重政治限制之下,仍旧能够提高自身教育水平,增进见识。与梅英东一样,我最初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的身份来华,在一个叫做涪陵的小城教书。当时我的多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祖辈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多数大学的管理者都是保守的共产党官僚,教学内容极度受限,与今天大不相同。尽管如此,这些学生仍能够学习知识,即使是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仍旧对我说,接触了外国人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经历当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离开和平队之后,我的研究和写作仍旧以和我的学生一样的个体中国人为核心。他们的祖辈贫困、没受过教育、与世隔绝,但现在的他们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非常强烈地感到,我的书应该以廉价、便捷的方式,以普通中国人能读懂的语言,让更多的中国人读到,尤其是在我生活过和做过研究的那些地方。
当我们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往往过于重视异见人士、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观点——但假如我们真的是受民主本能驱动,我们更应该仔细考虑,如何把信息提供给广大非精英群体、无数普通的中国人。
何伟,美国作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