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5 17:01:26|来源:海外网|字号:
多数理智的人认为,外国对华交流应该以个案来判断。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课堂教授英语口语,他不是在支持中国政府囚禁异议学者——他只不过是在教英语口语。实际上,他有理由相信,这种交流对于一个正在试图跨越漫长而痛苦的自我封闭历史的社会来说,能够起到微小的积极作用。当然,外国教师们的确不该在中国教授某些课程,正如外国非政府组织也不应该在中国做某些事。该与不该的界限时常变化——例如,由于近期的政治打压,某些外国非政府组织被迫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其中有些组织完全可能合理地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在中国的工作。但其他组织可能只需做出极小的妥协,并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如果因为中国政府整体的态度就谴责这些组织,那是错误的。
基于同样的道理,我相信某些被审查的书籍仍旧可以负责任地在中国出版,但其他书就不行。我对国际笔会报告最后的一点不同意见,在于它建议作者们“应该抵制……涉及重大历史、政治和人权话题……的审查,”包括天安门广场屠杀的话题。有些外国作家声称,此类作品如果可能在中国受到任何审查或文字修改,就不应该出版。但这实际上又是让中共最恶劣的方面决定了我们的讨论和行为规范。由于偏执的猜忌,且拒不接受言论自由,中国当权者为本国公民制造了某些严格的“红线”,但我们不必同样制造“红线”。如果我们把所有是否在中国出书的决定建立在是否会被迫把天安门“屠杀”改为“事件”,那我们就跟审查官们一样受到了狭隘思维的污染。尽管我们也会对这种奥威尔式的“委婉语”感到不齿,但我们大可不必像国际笔会报告建议的那样,把这作为出版与否的首要标准。
为了在中国大陆出版我的第一本书《江城》,我不得不同意删除或修改偶尔提到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或相关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但那本书的中心内容在于我与我的学生们和其他涪陵人建立的个人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交流想法。在涪陵那样的地方,重大历史事件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山高皇帝远,如果因为某些微小删节就不发表中文版,那也违背了该书的精神,更是与我作为教师在涪陵学到的一切背道而驰。
相反,在《甲骨文》一书中,我写了长长的一段文字,描述我在天安门屠杀10周年的时候造访广场的经历。那本书的主题就是如何创造叙事和历史,以及政治限制和记者的偏见等力量如何影响新闻报道。所以我认为,如果允许这段描写被审查,那就会从根本上篡改该书的主题。结果是,我拒绝在中国大陆出版《甲骨文》中文版。同样一位作者,同样的历史事件——但完全不同的反应。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这应该不难理解:我们一向能够理解不同的道德观和法律互相冲突的情形,在这方面拥有悠久传统。就像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哈克•费恩(他的故事至今在美国仍旧会受到审查)说的那样:“好吧,那我就下地狱吧!”
何伟,美国作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