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5 17:01:26|来源:海外网|字号:
据FT中文网编译报道,几周前,《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约我谈谈在中国出书的事。这个话题最近不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2015年美国图书博览会。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也在5月发表了一份出色且非常有用的报告:“审查与良心:外国作家与中国审查的挑战”,讲述了外国作家在中国出版书籍面临的限制。国际笔会还在图书博览会期间组织了抗议活动。
我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三本书(上图为其中的两本书:《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江城》——编者注),在此过程中同意接受了一些被认为是政治必需的改动;而我拒绝在中国出版我的另外一本书,因为我觉得为出此书而必须做出的删节,会从根本上改变文本的涵义。今年初,我为《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随笔,讲述了我在中国一次巡回售书的经历:中国压抑的政治气候与阅历丰富、了解时事的读者之间的反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很愿意聊聊,并且告知她未来几天可以电话采访的时间。
我自己也是记者,所以对错过采访线索的痛感颇深。时间紧迫,素材繁杂,报道重点变化——很多原因会导致记者忘了打电话跟进,但总有错失机会的风险。《纽约时报》的记者没再与我联系,但我后来看到了报纸上的文章《纽约书展中国走红,中国作家抗议出版审查》。这篇报道引用了一些因遭到出版审查而愤怒不已的中国和外国作家的话,也提到了一些同意接受修改并在中国出书的外国作家,但却没有引用这些作家的评论。更没有人指出,有些书籍虽然经受审查,但仍旧为中国读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过去几年,我也注意到了在有关中国审查外国出版物的新闻报道中存在一个问题。去年,《南华早报》在一篇特写中采访了我,那篇报道在我看来并不平衡——文章在1000多字之后才引入一位作家的话,后者认为,即使在中国出版的内容会遭受审查,但让中国读者接触到更多信息仍旧是有益处的。
梅英东说,《纽约时报》在2013年10月首次发表关于这个话题的长篇报道时,未能确切描述他的经历。那篇报道的主要人物是哈佛大学社会科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后者为了让自己的《邓小平传》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同意接受审查。我也对那篇报道的某个方面感到不妥:它强调了外国作者们在中国出书的财务动机,文章标题也是《作家们为了在中国卖书而接受审查规则》。但是,傅高义是一位年过八旬的退休教授,尽管他为了中国读者能读到他的书做出了一些妥协,但我不认为那是为了金钱。当然,《纽约时报》很快登出了傅高义的母校——俄亥俄卫斯理大学校长的一封信,后者指出,傅高义在出版该书中文版之前即以合同形式将所有版税捐给该校,用于资助学术交流活动。
何伟,美国作家,中国